• 春秋战国历史外交

    (一)管仲与霸权学派

    《管子》内容庞杂,涉及法家、儒家、道家等多个不同的流派。然而,其中的霸权学说却与管仲治齐的外交政策高度一致,与《国语》、《左传》等关于管仲和齐国的记载相呼应,可以认为是记叙管子治理齐国的外交思想,因此,我们把管仲治齐和《管子》记载的霸权思想联系起来考察。

    管子霸权论的核心就是维护周礼的秩序。管子认为,中原诸侯都应该在周礼的框架下,继续保持与周王室的传统关系,尊重周王室。尽管周王室已经衰弱,实力落后 于一些大的诸侯国,但是还应该承认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等级秩序。诸侯国应该继续承担对周王室的义务,尤其是根据分封制确定的义务,保护周王室安全,阻止 外夷对周王室和中原诸侯的攻击。这就是所谓的“尊王攘夷”。

    要想维持周礼的秩序,就需要各个诸侯国的合作,诸侯国之间一般通过“盟会”来进行多边合作。齐桓公在位期间,就曾经发起了九次大型的盟会。盟会的主要目的就是组成大国之间的同盟,“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另一方面,也是协调大国出兵,惩罚抗击夷狄,保护周王室的军事会议。然而,盟会机制并不会自动生成,也不是总能顺利实施,盟会需要霸权国的主导和推动。

    霸权的基础在于国家的富强。管子表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但是,管子并不认为国家富强就必然能够赢得霸权。影响霸权的因素有客观地缘环境和主观政策两个方面,政策层面主要包括内战和外交。地理位置是成为霸权国的 客观条件,管子说,“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 川而注焉”。周边邻国的分布是影响霸权的客观战略环境,管子把国家分为大国(万乘之国)、中等国(千乘之国)和小国(百乘之国)三类。前有大国后有中等国的国家可以称 之为“抵国”,前有中等国后有大国的国家就称为“距国”,国土呈正方形,四面都受敌的国家叫“衢国”。即便是大国处于这样的地缘环境中也难以获取霸权。

    管子把外交看作是成就霸权的重要手段,合乎周礼秩序的外交原则同时也是增强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软权力”。齐桓公时期, 在管子的建议下,制定了齐国的霸权原则,即在周礼秩序的框架内,以“仁”为最高准则,“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对于不同的诸侯国,霸权国可以采取不同的手段,“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对于周边国家,应该采取睦邻友好的政策,因为邻国的强弱和稳定会影响到本国的发展,与邻国关系修好是获得霸权的立脚点。齐国强大后,齐桓公问管子是否可以称霸时,管子表示称霸前还有最后一项工作需要做,就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

    管子在重视恩威并施的霸权外交思想的同时,特别强调“仁”、“义”、“礼”和“忠信廉耻”等原则在霸权的获取、实施和维持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仁以 天下”才能获得霸权,“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 王天下,不可得也”。“仁”是霸权行为的基本原则,只有奉行“仁”的原则才能获得诸侯国的承认和霸权的合法性。国家获得霸权后,同时也就达到了一个国家发展的顶峰,顶峰过后就是衰 落。如果霸权国家没有奉行“仁”的原则,失去人心,霸权就会转入衰落。因此,管子一再强调,“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 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 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管子的霸权——秩序思想与当代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霸权稳定论有很多相似之处。霸权稳定论创始人金德尔伯格认为,“要想获得世界经济的稳定,就必须要一个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只能有一个”。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则进一步明确指出,“英国治下的和平和美国治下的和平确保了国际体系的相对和平与安全”。管子的霸权秩序观和霸权稳定论一样,都认为霸权可以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不过,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在定义霸权和霸权秩序中只考虑实力要素,并不强调规范的 作用。这一点管子与他们是截然不同的。管子强调,霸权国的外交政策应实力与规范并重,在建立霸权体系时侧重于实力,而在维持霸权体系时应侧重于规范。

    (二)孔孟与仁义学派

    以孔孟学说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影响最大。孔孟学说的中心内容是主张与人为善,以德治国,行“仁义”于天下。人与人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应该遵循“仁、义、礼、和、信”等道德原则。孔子和孟子以儒家哲学为基础,从人性出发,逐步推演到社会和国家层面,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 了一系列的评论和主张,构建了理想主义的仁义学派。

    孔子没有具体参与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但是,他周游列国,每到一处,都会关注所在国的政治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忠信是孔子外交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主忠信”不仅是人的基本道德修养,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国家政策的主要原则之一。“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虽然认为华夷有别,但是忠信原则却是可以通行的,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孔子的信有两种,“大信”和“小信”,大信指的是以“仁”为最高准则,是“正”;“小信”是个人的品性。当“大信”和“小信”发生冲突时候,应该选择“大信”而不惜牺牲“小信”。

    和平思想是孔子外交思想的核心。孔子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也就是说,和平是传统美德,适用于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务,大至国家外交,小至个人修养,“和”是核心。孔子还论述了和平与认同之间的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虽然孔子在这里论述的是人际关系,但是指出了观念认同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即不同的观念认同可以带来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或合作,但是,一致的观念认同也可能带 来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孔子反对战争,把战争和瘟疫疾病视为同类。然而,孔子的和平思想并不是无条件的以妥协求和平,他强调,“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 不可行也”。

    孔孟的“华夷”思想是古代中原国家与周边关系的基本认识。孔子认为周边国家发展落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也表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然而,孔孟都倡导国家间的平等往来。孔子表示“礼、义、忠、信”等原则在夷狄之国也应该一视同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孟子则进一步提出,大国平等对待小国是仁义的表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混夷”。

    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基本思想,包括“仁”的指导原则,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中庸的外交哲学,和平的外交理念等。孟子指出“仁”就是道,在国际体系中,“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义利”的思想。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则指出国际关系中仁义高于利益。孟子表示,国君不应该一味追求利益,其实,追求仁义才是国君保护自身的最大利益。孟子表示,国家按照利益行事终将会灭亡,“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而按照“仁义”行事则可以统一天下。

    孟子明确反对霸道,他认为霸权是毁坏礼义秩序的罪魁祸首,“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尽管霸道和王道都是国家达到天下统一的手段,但是,王道以仁义为最高原则,而霸道则以实力为后盾。孟子对“义利”和“王霸”的区分开启了中国数千年的“王霸和义利”之争。

    仁义学说与1920-1930年代盛行的理想主义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仁义学派的道德价值如“仁、义、礼、信、和”等与理想主义者倡导的和平、正义、民主、自由、理性等有很多相通之处。二者都主张把道德价值作为对外行为的准 则,并以此来维持国际和平;二者都主张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手段来影响政治精英的政治观念来改变其权力政治式的政策主张。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西方理想主义 者强调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体系来维持国际和平。理想主义者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国际联盟。这固然与理想主义和仁义学派的核心人物的政治地位不同 有关,[30]但 从两个学说的基本内容来看,仁义学派没有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体系的概念,最多只有盟会的概念,但盟会并非如国际组织一样,是常设国际机构,从这一点来看, 理想主义比仁义学说要更加进步。当然,人类在经济、技术条件的进步也为当今国际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基础是不存在 的。

    (三)老庄与自然学派

    老子学说以“道”为核心,在外交思想上追求一种无为自然的秩序,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外交哲学。老子既反对追逐权力和名利的现实主义外交,也反对以“仁义”为 核心的理想主义外交,认为二者都是对自然存在的“道”的人为修改。“道”是独立存在的客观实际,它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和规则运转,衍生万物。“道”是宇宙间 最理想的存在模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遵循“道”的原则。老子追求的自然状态与西方政治思想的“自然状态”假说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卢梭(JeanJ. Rousseau)设想的最开始时候人类和平、美好、善良的自然状态。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与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有着共通之处,他们都把与世隔绝的小国 作为“理想国”的模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明确表示,国家人口不能过多,达到“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后人估计 所言大约不能超过万人,国境大小或者土地面积不宜过大,“应当以足使它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须节制”。国家最好坐落于半岛 或者岛屿,避免“客民入国”和外界的入侵。

    老子反对强权政治,反对一切战争。他认为兵器就是凶器,尽量避免使用,“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老子认为按照“道”,“不以兵强天下”。他认为儒家的仁义并不是真正的“道”,相反,正是他们崇尚贤能才使得世人为了名而争斗不休。老子认为,按照“道”的原则行事,天下自然归顺,“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老子具体论述了国家之间相处的原则,尤其是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老子指出,两个国家友好相处,避免战争是符合道的原则,同时也是道的体现。“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大国应该主动放下傲气,平等对待小国,这样就可以获得小国的信任。大国总希望控制小国,小国也希望通过侍奉大国而得以延续下去,大国和小国之间要想各取所 需,大国的行为是关键。大国若能做到谦虚低下,平等对待小国,它就可能赢得天下的归顺,自然而合乎“道”地统一天下。“大国者若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 牝”。因此,老子认为,大国就是国际战争与动荡的主要原因,国家去间的和平有赖于“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的思想,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做了进一步的批判。庄子认为,仁义不是人的本性。因此,儒家推崇仁义极大地扰乱了世人的本性。使得世人为追 求个人和国家的名利而发生争斗。“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 殉,一也”庄子提出,无论是追求权力、利益还是仁义道德、周礼秩序,这些都是人为地改变“道”,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无所谓“君子”与“小人”之分。

    庄子还指出,富人和名人往往最不讲仁义,“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而仁义的判断原则一般是根据成王败寇的原则,“小偷被囚禁,大盗却成为诸侯,只要在诸侯那里,就有了仁义”。庄子把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奉为和平的理想状态,只要国家之间不发生往来,就会天下太平。庄子补充说,崇尚智慧、技巧和方术等都是国家动乱的根源,“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由于世人都陷入追求未知的好奇,并付诸实施,从而导致了战乱。

    老子的自然学派思想在当代国际政治理论中还没有与之对应的学说。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有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存在,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是背道而驰的。然而,自然学派对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的分析有着极其独到的见解。

    (四)文种、范蠡与超限制外交学派

    文种和范蠡是在吴越争霸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超限制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他们视国家复兴、复仇和霸权为最高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外交可以不择手段,不受任何道德礼义的约束。

    文种号称“远以见外”,深谙“霸王之术”。文种和范蠡在越国战败的情况下,认为保全越国的存在是日后复兴的基本条件,为此,可以不惜接收任何屈辱的条件,包括让越王到吴国为奴。文种、范蠡劝越王勾践要忍辱负重,“圣王贤主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耻。身拘而名尊,躯辱而声荣;处卑而不以为恶,居危而不以为薄”。当然,忍辱负重是暂时的,目的是为了东山再起,有朝一日报仇雪恨。在做好复仇的准备之前,国家一方面要“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全力发展生产,加紧训练军 队;另一方面,国家应该韬光养晦,蕴藏实力,继续侍奉吴国的霸权,极力表现出谦虚忍让。范蠡劝告越王不要让吴国看出国家经济发展实力的迹象和复仇的心理, 要“匿声无见其动,以观其静”。

    文种表示,要尽一切可能迷惑吴国,根据吴王的喜好,采取各种手段搅乱对方的发展。其中包括九种超常规的办法:“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遗其 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籴粟槁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谀臣,使之易 伐;七曰彊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

    文种、范蠡的超限制现实主义外交为了达到目的,完全抛弃一切道德束缚,采用贿赂,离间、迷惑等手段扰乱对方,大搞阴谋诡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信用,重 礼义,重道德的主流外交思想格格不入,应该摒弃之。但是他们外交思想中一些相当深刻的反思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忍辱负重复仇十年不晚,韬光养晦避免锋芒 毕露,卧薪尝胆以图日后振兴等等。这种超限制外交学派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NiccolòMachiavelli)的主张接近。马基雅维里认为“为了安全的必要,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为了夺取政权,可以是“无限奸诈、残暴”。[45]马基雅维里表示,君主应该效法狮子和狐狸,“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不过,这两种以阴谋为基底的外交思想在国际生活中行之未远。越灭吴后就放弃了超限制外交政策,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亦很少有国家采用,希特勒搞的“慕尼黑阴谋” 或许算一次。阴谋虽会得逞,但不会次次得逞。其它国家上当受骗之后,会采取报复措施,国际社会也会视“阴谋者”为异类,这样下去,阴谋者的外交将陷于绝 境。所以,一个国家可以在特定时期内、在特定情况下使用“阴谋”,但不能以此为根本性的外交原则。

    (五)苏秦、张仪等与外交谋略学派

    战国时期,鬼谷子开创了纵横家学说,认为在国际竞争中,战略谋划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因素,从而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外交谋略学派。外交谋略学派的代表人物就 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和苏秦,二人采取了相互对立的连横合纵外交。“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 遑启居,或从或横,或合纵弱,或辅富强”。除了张仪苏秦之外,苏代、司马错和范雎等也都分别站在连横派或者合纵派一边。

    鬼谷子指出,谋略是成功的关键,通过观察事物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了解人类思维习惯,从而能够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鬼谷子特别重视从历史经验中来汲取对当前情势的应对之道,“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不合来今,反古而求之”。[49]

    鬼谷子反复说明了理性决策的模式。首先,他要求决策的之前一定要分析事物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其次,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反面意见,多方面了解情况,知己知彼,尤其是要先了解自己;第三,要计算双方的综合实力对比,“量天下之权”,否则 就会“量权不审,不少强弱轻重之称”。综合实力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测量,“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 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群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亲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 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便、孰知?如此者,是谓量权”。[51] 最后,鬼谷子明确指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之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件。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国,必量国而与之”。谁都不会愿意失去,都希望尽遇上好事情。然而,事实是不可能的,因此,决策者必须权衡利弊,综合各方面得失做出选择,可以“从”,也可以“横”。

    张仪继承了鬼谷子关于综合实力的思想,进一步指出,国家综合实力不仅指军事实力,还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粮食储备、国土面积、人心向背和统治者的策略等方 面。张仪严厉指责了秦国在春秋时期奉行仁义道德,曾三次失去了称霸的机会。第一次是秦楚之战,击败了楚国,却根据仁义原则,遵守周礼秩序,接受了楚国的求 和,放弃占领楚国,从而失去了一次极好的称霸机会。第二是放弃占领魏国,第三次是秦国派兵出国协助他国作战。秦国不仅没有抓住这三次有利时机称霸,反而消 耗了自己的实力。张仪明确主张,对外作战就是要彻底击败对手,灭亡对方的国家,“削柱掘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张仪告诉秦王,秦国拥有地缘优势和强大的实力,秦国应该统一中国,建立帝业,而不是满足于诸侯国或霸主的地位。苏秦也曾同样告诉秦王,历代以来,战争是永 恒的,“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 乎?”苏秦批评儒家的仁义外交,指出仁义教化不仅没有使得国家之间亲善起来,反而扰乱了决策者的判断,延误了各大国称帝的时机。国家要想建立霸业,臣服诸 侯,则“非兵不可”。

    张仪和苏秦都重视地缘政治的外交战略。张仪认为,对秦来说,赵国是称霸中国的战略要地,因为赵国地处中央地带,一旦占领赵国,则韩国就可以顺利纳入秦国版 图。如此一来,向南可以钳制魏国、楚国,向东可以削弱齐国、燕国。掘开白马渡口,用水淹没魏国,魏国也就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苏秦同样看到了秦国巨大的地 缘优势,物产富饶,易守难攻,周边邻国都可资利用,没有可威胁秦国安全的邻邦。东边出关的通道进可攻退可守,“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 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以天府之,天下之雄国也”。他最初也 是想说服秦王统一中国,“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55] 但是,苏秦游说时机不当,秦王当时还没有做好称帝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张仪和苏秦分别强调连横和合纵的外交战略。张仪主要通过离间计,利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破坏各国针对秦国的结盟。为此,张仪先后说服燕王,拆散了燕赵 同盟;出任魏国宰相,离间魏国与齐国的同盟;出使楚国,破坏了齐楚同盟。然后,秦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陆续吞并了六国。苏秦在游说秦国连横失败后,不得 已才转而游说燕国并获得成功,接着先后说服了齐、韩、赵、魏、楚等结成同盟,合纵抗击秦国。战国后期,连横合纵成为诸侯争战的一条主线。

    谋略学派与均势理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均有相似之处。谋略学派和均势理论都特别强调以联盟的方式来增加自身的实力,但这种相似性是表面上的,双方在基本 观点上是截然不同的。战国时代纵横家们的最终政治理想不是为了保持战国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均势,而是为了“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均势理论是在主权国 家体系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强调均势不是为了消灭国家和国际体系,而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体系的稳定。

    纵横家们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在称霸这个问题上有相似之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国家的终极政治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软弱只能招致麻烦,因为强国往往会占弱国的便宜。张仪搞“连横”是为了拆散山东六国的抗秦联盟,最终目的是为了取得霸权继而吞并六国。苏秦等人搞“合纵”的直接目的确实是为了维护山东六国的生存,及其与秦 国之间均势,但上段说过,纵横家们的政治理想不是均势,而是霸权。二者的区别是:米尔斯海默虽认为国家的理想是取得体系霸权,但实际上只能获得地区霸权, 体系霸权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地区霸主可以采取离岸平衡战略来操纵全球均势,以达到一种于已有利的态势;张仪则认为秦国经过努力可以获得体系霸 权,而且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六)韩非子与权力学派

    韩非子师从荀子,接受了荀子思想中现实主义的一面,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强调权力和法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他批评理想主义仁义学派不切实际的空想,反对现实主义谋略学派抬高谋略的作用。

    韩非子猛烈批评儒家仁义学派,认为仁义不仅不能治国,反而误国。他首先从理论源头指出儒家思想的不可靠性。他认为,儒家墨家分为多个流派,都假托尧舜的名 义,“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由于儒墨学说无人能够证实其真伪,因此,韩非子建议君王不要接受,以免受其所乱。从实践上看,奉行仁义外交的国家最后都因混乱、虚弱而灭亡。“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仁义是乱的根源,只讲仁义而不顾实际情况,其结果“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所以,“存国者,非仁义也”。

    韩非子反对仁义立国,提倡以法治国。他认为法治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通过明确规定的赏罚原则可以满足人的名利欲望,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 富贵之业成矣”。法治与仁治不同,法治是先苦后甜,而仁治则是先甜后苦,后患无穷。因此,君王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权衡利弊,“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 仁人之相怜也”。国家要想夺取霸权,就必须实行法治,“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

    韩非子毫不忌讳地指出利益是社会内部和国家间政治的驱动力。他相信人性是恶的,天生好利。然而,世人好利的天性并没什么不好,君王不应该加以限制,相反而 是趁机利用,利用人们好利的特点来为自身的统治和霸权服务。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总是不满足于现状,这就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根源,“祸莫大于不 知足”。人应该追求大利,对于君王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夺取霸权,为此可以不惜牺牲一些小利。

    韩非子认为权力是实现利益的基本手段,也是国家间争夺的核心内容。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大争之世”,权力是争夺的关键。“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当今争於力”。权势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关键看如何运用。“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法、势、术在韩非子的权力学说中紧密相连的三个概念。在国外,国家强调权力,在国内,君主也要牢牢控制最高权力。“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坚持认为,权力是决定一国成王称霸的决定性因素,外交策略不可能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取得成功。“故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纵横。诸侯言纵者曰:‘从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山东之言纵横未尝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虚言非所以成治也”。他认为合纵连横都是依赖于外力,而外力往往是靠不住的,国家间争夺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本国的权力。

    韩非子的权力政治思想与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权力理论极为相似。二者都是从人性恶出发,认为“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提出国家之间权力是决定性因素,利益是国家追求的目标,“国家思考和行动都是根据由权力界定的利益为中心”;国家不能用国内道德的标准来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严格地说,韩非子是反对外交的。他不认为外交(在当时而言就是“连横合纵”)对国家的作用能有纵横家们所称 的那样大,而是认为国家间关系主要是实力的比拼,这从他所谓的“当今争于力”即可看出。韩非子与纵横家们的终极政治理想是一致的,那就是“一统天下”,他 们的区别在于对达到理想的手段认识不同。韩非子与摩根索在终极政治理想上是不同的。摩根索仍然要保持国际体系的存在与稳定,而韩非子则对战国时代的霍布斯 状态厌恶至极,他认为“合众为一”是彻底解决体系不稳定问题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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