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东周在战国后期(前256年)被秦国所灭,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其分水岭是在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国为标志。

    春秋时期,简称春秋,指前770年-前476年,是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另一说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战国时期简称战国,指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东周后期至秦统一中原前,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

  • 春秋纷争

    参见:春秋

    鲁国孔子的编年史《春秋》一书而闻名天下。《春秋》从公元前722年开始,至公元前481年结束。历史上通常将周平王东迁至公元前476年之间的历史时期称之为“春秋”时代,这段时间基本上和《春秋》一书记事所跨时间相同。

    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以后,西土为秦国所有。它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了西方强国。在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鲁,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强大起来,成了大国。于是,在历史上展开了一幕幕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

    首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内政,使国力强盛。又用管仲的谋略,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燕国打败了北戎;联合其它国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扰,“存邢救卫”;公元前656年,齐国与鲁、宋、郑、陈、卫、许、曹诸国联军侵蔡伐楚,观兵召陵,责问楚为何不向周王纳贡。楚的国力也很强盛,连年攻郑。但见齐桓公来势凶猛,为保存实力,许和而罢。以后,齐桓公又多次大会诸侯,周王也派人参加会盟,加以犒劳。齐桓公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

    齐国称霸中原时,楚国向东扩充势力。齐桓公死后,齐国内部发生争权斗争,国力稍衰。楚又向北发展。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霸业,与楚较量,结果把性命都丢了。齐国称霸时的盟国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家,这时都转而成了楚的盟国。

    正当楚国想称霸中原之时,晋国勃兴起来。晋文公回国后整顿内政,增强军队,也想争当霸主。这时周襄王被王子带勾结狄人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以为是“取威定霸”的好机会,便约会诸侯,打垮王子带,把襄公送回王都,抓到了“尊王”的旗帜。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军在城濮大战,晋军打败了楚军。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王也来参加,册命晋文公为“侯伯”(霸主)。

    晋楚争霸期间,齐秦两国雄踞东西。春秋中叶以后,楚联秦,晋联齐,仍是旗鼓相当。但争霸战争加剧了各国内部的矛盾,于是出现了结束争霸的“弭兵”。公元前579年,宋国约合晋楚订了盟约:彼此不相加兵,信使往来,互相救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弭兵」反映了两个霸主之间的勾结与争夺,也反映了一些小国想摆脱大国控制的愿望。公元前575年晋楚于鄢陵大战,楚大败;公元前557年晋楚于湛阪大战,楚又败。这一期间,晋秦、晋齐之间也发生过大战,晋获胜。公元前546年,宋国再次约合晋楚(弭兵),参加的还有其它十多个国家。会上商定:中小国家此后要对晋楚同样纳贡。晋楚两国平分了霸权。

    当晋楚两国争霸中原时,长江下游崛起了吴、越这两个国家。晋为了对付楚国,就联合吴国。吴、楚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506年,吴国大举伐楚,节节胜利,一直打到楚都。从此,楚的国力大大削弱。在晋国联吴制楚时,楚国则联越制吴,吴、越之间战争不断。吴王阖闾在战争中战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大败越王勾践,并率大军北上,会诸侯于黄池,与晋争做盟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乘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之机,发兵攻入吴都。夫差急忙回归,向越求和。不久,越灭吴,勾践也北上会诸侯于徐州,一时成了霸主。

    所以,春秋实际上有七霸,与战国的七雄总量相当。

    春秋时期各国的兼并与斗争,促进各国、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不同族属间的接触与融合。经过这一时期的大变动,几百个小国逐渐并为七个大国和它们周围的十几个小国。

    战国形势

    参见:战国

    战国时代的形势是:楚在南,赵在北,燕在东北,齐在东,秦在西,韩、魏在中间。在这七个大国中,沿黄河流域从西到东的三个大国──秦、魏、齐、在前期具有左右局势的力量。从魏文侯开始至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是魏国独霸中原的时期。魏的强大,引起韩、赵、秦的忧虑,它们之间摩擦不断。公元前354年,赵国攻卫,魏视卫为自己的属国,于是出兵攻打赵都邯郸。赵向齐求援,齐派田忌救赵,用孙膑之计,袭击魏都大梁。时魏军虽已攻下邯郸,不得不撤军回救本国,在桂陵被齐军打败。次年,魏、韩联合,又打败齐军。公元前342年魏攻韩,韩向齐求救,齐仍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设计将魏军诱入马陵埋伏圈,齐军万箭齐发,魏国大将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俘。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由此造成了齐、魏在东方的均势。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逐渐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于是向东扩展势力。先是打败了三晋,割取魏在河西的全部土地。后又向西、南、北扩充疆土,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其疆土之大与楚国接近。

    在秦与三晋争斗之时,齐国在东方发展势力。公元前315年,齐国利用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而引起的内乱,一度攻下燕国。后因燕人强烈反对,齐军才从燕国撤出。当时能与秦国抗争的唯有齐国,斗争的焦点则集中在争取楚国。

    楚国的改革不彻底,国力不强,但它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楚结齐抗秦,使秦国的发展大受影响。于是秦派张仪入楚,劝楚绝齐从秦,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为代价。楚怀王贪图便宜,遂与齐国破裂。当楚国派人去要地时,秦相张仪却狡辩称“只有六里”。楚怀王兴兵伐秦,大败而回。楚国势孤力弱,秦便东向进图中原。先是与韩、魏争斗,后与齐国争斗。公元前286年,齐灭宋,使各国感到不安。秦国便约韩、赵、魏、燕国攻齐,大败齐军。燕国以乐毅为将,趁势攻下齐都临淄,攻占七十余城。齐王逃至国外,为楚所杀。齐国的强国地位从此一去不复返。由此,秦国开始了东向大发展。

    秦并六国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帝)即位。他任用尉缭、李斯等人,加紧统一的步伐,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打乱六国的部署,连年发兵东征。经过多年的争战,从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至公元前221年灭齐,东方六国先后为秦统一。中国实现了华夏民族的统一、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秦的统一是春秋以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比起西周,东周时期的生产力又有新的发展,采矿、冶炼、铸造业中出现了许多新工艺,如竖井中采用垛盘支护,使采掘深处的铜矿成为可能;硫化矿冶练技术的出现,拓宽了铜矿资源的利用;焊接、嵌错、鎏金和失蜡法铸造工艺等,使中国的青铜时代进入又一个繁荣期。铁器的出现,特别是战国中叶以后铁工具在农业和手工行业中逐渐普及,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更细,各行各业的兴盛,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使商业活动空前活跃。新兴地主阶级及相应生产关系的出现,对旧有生产方式是个沉重打击。这是生产力的一次解放。可是分封制导致割据与混战,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失,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各国之间设关立禁,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只有实现统一,才能促使社会更快地发展和进步。广大农民、工商业者和新兴地主都盼望统一。虽然统一是靠长时间战争实现的,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毕竟换来了历史的进步,使一种新的制度得以确立。

  • 春秋(前770年-前476年)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共二百四十二年。后史学家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或四十四年(前476年)为止(也有学者认为应到《左传》记载之终(前468年)、三家灭智(前453年)或三家分晋(前403年)),称为“春秋时期”。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政治上,各种改革,变法连接不断,而成功进行变法的国家则强大起来,通过这种政治变革,奴隶制度最终消亡,新兴的封建制度逐渐确立起来

    战国(前476年,一说前453年或前403年~前221年)这一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

    东周在战国后期(前256年)即已被秦国灭亡,所以战国时代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公元前334年徐州相王、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后各大诸侯纷纷僭越称王(吴、越、楚三国春秋时代已称王),周王权威进一步受损。

    战国时代及之前的春秋时代,都是后世史家对东周这段历史时期的再次划分,“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观点得到了其支持者的完善和补充。在前403年之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和前403年三家分晋。目前,《史记》的观点因包括了如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得到多数采纳。而在战国时期的结束是在秦统一中国(前221年)。

  • 春秋战国权力关系

    不应假设,那些在晚周行使政治权力或为自己购地的人一定是在周初曾经统治诸侯国或拥有地产的贵族的后裔。相反,变化的动力在最高的政治阶层导致了越来越厉害的社会变动。许多旧的贵族门第衰败或消失,而被一些出身微贱的人所代替,这些人血统上与最高层的家族没有直接关系。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破坏了奴隶制的旧秩序,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但战争的结果加快了统一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也加快了变革的步伐。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在各诸侯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新的制度终于建立起来。变法最彻底的秦国,成为各诸侯国中实力最强者,后来发展成统一的核心力量。

    这些青云直上的人大部分可能来自称为士的低层边缘的贵族;这些人有良好的出身,但没有贵族的爵位,他们充当武士、官吏、国家政府和贵族家庭的监管者,或者靠土地为生,有时他们自己也种地。许绰云根据对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516人及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713人所作的统计研究,发现后一个时期出身微贱的人的百分比两倍于前一个时期:春秋时期为26%,战国时期为55%。

    约在最后一个世纪,社会出身不明的人的队伍由于平民出身的人(如商人)——他们的财富能使他们取得土地和权力——的加入而进一步扩大。一个新的地主和官吏阶级以这种种方式,到战国后期已经形成,它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中一直作为统治精英的学者——绅士阶级的鼻祖。

    作为对公元前221年之前的先秦史有意义的认识理解,从广义上对周代(传统时期为公元前1122—前256年)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进行了解。在那个时代最后两三个世纪的动荡对汉民族许多形形色色的变化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

    当周王室推翻商朝时(约在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1122年),新统治者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紧密盟友和原商朝统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这样,中华世界就被分成大批政治实体;据认为,在周代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已有约170个政治实体。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们在内部分成采邑,又被分给每个统治家族的亲戚或官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连绵不断,许多诸侯国被消灭,或者其面积大为缩小,所以当周代的下一个分期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来临时,只剩下了七个大国。七国中包括远处华夏大家庭极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当公元前770年一次夷狄的进攻迫使周王室放弃今西安(在陕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阳(河南)附近建立新都,也就是东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远不如前)时,它已经丧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权力。这些诸侯国到了战国初期已经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三十六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鲁国朝王三次,聘周四次。

    春秋战国刑法

    另一个重要的制度革新是采用成文的法典化法律。这种法律日益代替了传统和主要是不成文的、但被默认的那些称之为“礼”(此字有不同的解释,如“传统习俗”、“礼貌行为的通例”、“礼仪仪式”等)的习惯行为的准则。最早的一个确凿无疑的例子是公元前536年郑国把刑书刻在一套青铜鼎上。在公元前513、501年及以后的年代,有的国家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在秦国,法典化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孝公及其顾问商鞅时期进行的。

    从“刑书”一词的字面看,这些法律主要是刑事性质的。并非所有国家都颁布过这些法律,这些法律也不是同样地施行于各阶层的人民。但是,它们的出现,与其他行政变化一起,在创建一个官僚帝国的逐渐加快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主张朝这个方向变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后世称之为法家,而秦全心全意地采纳这些思想和方法的行动无疑是它能够从诸侯国向帝国发展的主要原因。

    春秋战国改革与变革

    改革与争霸战争并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显著社会状况。可以说,春秋每一位霸主的出现都是改革的结果,战国七雄之所以能并踞中华大地,也是不断革新的结果。原因是,称霸战争需要以政治经济作为后盾,进行改革是迅速提升诸侯国实力的必要手段。从春秋到战国,是改革接着改革,战争连着战争,在改革中国家强盛,在战争中国力受创。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发展进步的。

    赵武灵王在位时,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赵国因而得以强盛。伴随着私田制和铁器的广泛运用,社会新兴阶层的崛起,战国时期的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上迎来变革的高峰。由于郡县制度的加强,以获取土地、财富、人口的国家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促使这个从春秋时期开始便战争不断的土地逐渐走向新的时代。战国承春秋乱世,启帝秦发端,中续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中原经济技术的新发展与各国相继图强而展开的举国变法,名士的纵横捭阖,宿将的战场争锋,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典故。塑造了帝制中国的雏形。

    春秋战国地方行政

    在周朝创立时的贵族成了世袭的统治家族的创始人,它们随着时间的消逝,日益脱离了周统治者的羁绊。特别在公元前770年周被迫从西往东迁移后,它的统治者们终于被它以前的属国所漠视,甚至实际上被遗忘了。因此,公元前256年秦最后灭周已不再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那个时候以前,原来受周朝领导的诸侯国早已发展成为不同程度地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独立国家了,但它们之间互设军事和关卡的壁垒,随时准备搞纵横捭阖,时而进行战争,时而议和。同时,在各个国家内部,有几国政权日益集中,损害了臣属于它们的世袭的土地拥有者和官员的利益。其主要方法是把国土组合成名为郡、县的新行政单位。这类单位通常由该国中央政府任命和支付俸禄的郡守和县令分别管理,郡守和县令对中央政府负责;他们的职位一般也不是世袭的。开始时这个制度可能是为管理新殖民的或从别国新夺取的土地而设置。但是逐渐地,它可能终于用于国内封地拥有者的土地,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因而受到了限制。

    县是这两种单位中较早的一种,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688年的秦国。但是有理由对这个时间提出疑问和认为这种行政实体实际上可能发端于南方的楚国,在那里县肯定在公元前598年被提到,可以想象,它可能早已存在了。郡远比县晚,最早的材料提到它出现于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国。郡有军事渊源,这与县相比要明显得多,它使新获得的边境土地置于国家的中央控制之下;而在很多情况下,县似乎由世袭的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在一开始,郡被认为不如县重要,因为它地处边陲;但果真如此的话,情况很快逆转。县终于形成了从属于郡的一级行政单位。到周的最后一个世纪,一个郡可以划分为一个到二十几个县。郡县制对秦帝国和后世历史的重要意义将在下面讨论。

    春秋战国诸侯国

    (见于《史记》者)

    齐、晋、秦、陈、吴、楚、越、韩、赵、魏、宋、鲁、卫、郑、曹、钜、邾、杞、杨、蔡、剡、任、滕、费、倪、曾、缯、邳、巢、随、钟吾、刘、六、召、周、道、房、沈、申、苏、温、廖、舒、舒鸠、舒庸、舒廖、燕、南燕、许、徐、虞、虢、黎、无终、中山、安陵、邓、贾、邢、甘、荣、巴、蜀、单、州、胡、唐、赖、权、莱、逼阳、纪、遂、谭、代、黄、项、耿、霍、息、梁、芮、滑、薛、邿、章、顿、陆浑、肥、鼓、赤狄潞国、江、根牟、应、罗、樊、毛、程、宿、詹、焦、祝、吕、聂一百零五国。

    另有义渠、大荔、孤竹、山戎。共计一百零九国。

    主要诸侯国资料表

    国名

    起讫年代

    亡于何国

    姓氏

    秦国

    前10世纪—前206年

    汉朝

    嬴姓赵氏

    楚国

    前1042年—前223年

    秦国

    芈姓熊氏

    田齐

    前386年—前221年

    秦国

    妫姓田氏

    燕国

    前11世纪—前222年

    秦国

    姬姓

    韩国

    前403年—前230年

    秦国

    姬姓韩氏

    赵国

    前403年—前226年

    秦国

    嬴姓赵氏

    魏国

    前403年—前225年

    秦国

    姬姓魏氏

    卫国

    前1046年—前209年

    秦朝

    姬姓卫氏

    宋国

    前1046年—前286年

    田齐

    子姓宋氏

    中山国

    ?—前296年

    赵国

    姬姓

    鲁国

    前1041年—前256年

    楚国

    姬姓

    越国

    前20世纪—前306年

    楚国

    姒姓

    巴国

    ?—前316年

    秦国

    姬姓

    蜀国

    ?—前316年

    秦国

    蚕丛姓
  • 战国时期的军事形势。战国时期的史料给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战争日益加剧。所以许绰云编写的统计材料乍一看显得令人吃惊:根据这项材料,公元前722—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没有战争的年份不少于89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印象比用统计学来衡量更有意义,因为后一种方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相比,战争虽然更加频繁,同时有更多的国家卷入,但规模要小得多,时间较短,也不那么激烈。

    春秋时期的战事是由驾战车的贵族所支配,他们根据骑兵的规则交战,对他们来说,威信和“面子”更重于实际所得。战国时期的战事由职业的将领所支配,他们为雇佣他们的任何国家拼死作战,争夺领土和资源。战车的作用(在不规则的地形中战车总是难以驾驶的)大为降低,而群体步兵的作用则相应地提高了。在公元前4世纪末,中国人(特别是公元前307年的赵国)从亚洲腹地骑马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作为步兵的一个重要补充手段的骑射术。很可能约在同一时期,中国人发明了弩,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它一直是一种主要的兵器。军事技术的其他进展包括与攻防有城墙的城池有关的那些战术改进。

    从计量的方面说,出现了关于战国时期后期军队规模报道的可信性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与大战的伤亡数有关。在附录3中,对这两个问题都要作更详细的讨论。

  • 春秋战国时期,做为中国最后一个青铜器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中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

    一个重大的发展是种种计量方法的采用,诸如保持人口和税赋的簿册、庄稼收成的统计,等等。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春秋战国农业

    井田制的瓦解

    东周列国志

    在周初的几个世纪中,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显然作为依附者(以家庭东周为单位)依附于他们为封建主耕种的土地上。这种土地使用制是一种被描述为井田制的理想化的形式,它几乎可以肯定是存在的,虽然现代学者几乎对它的实施的所有方面提出疑问。实际上,它不可能符合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年)及其他周末和汉代学者所总结成的几何图形。根据这些人的理想化的记述,每一块称之为井的大方块土地,象棋盘那样分成九小块土地,其中八块分别由占用它们的家庭为自己的需要耕种。中央的第九块由八家共同耕种,以便向封建主提供用益权的物品。

    井田制一直是许多后来的作者带着浓厚感情来对待的一个题目,他们怀旧地追忆在更早和更单纯的时代中共同生活的种种想象的美德。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实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压力,它几乎不可能给耕作者提供刺激,以推动他们提高超过最低需要的产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的义务供应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护他们及其家庭。

    但是,据史籍记载,公元前594年从鲁国开始的新的税制已在几个国家纷纷出笼。虽然记载的条目简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说,新税似乎基本上包括农民的实物支付,以代替原来的个人劳役。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支付可能直接缴给该国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给种植者依附的封建主,这样就造成了封建主和依附者之间传统关系的逐步解体。由于各国越来越多地耕种原来的荒地(这些地不在传统的分封制领地以内),这种解体加快了。

    有人争辩说,作为半独立耕作者的农民的这种新自由可能鼓励他们更勤奋地劳动,从而有助于提高所假设的晚周的农业产量。但是新的自由又迫使农民完全负责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得不到封建主原来提供的保护。到了周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土地的买卖已经变得很普遍;结果富人获取大量土地,而农民则再次沦为佃户或作为农业劳动者而被人雇佣。如果有贫富差距,那么从晚周而至秦汉差距已经扩大而不是缩小了。但是史料的缺乏和含糊不清往往只能使以上的概括成为一种猜测。

    生产工具变化

    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或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

    春秋战国工商业

    晚周时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有固定价值的金属货币,在公元前5和4世纪更是如此。(据说秦的通货最早在公元前336年发行。)这类钱币显然便于商业交易,虽然某些象谷物和布那样的商品,特别在大宗交易中继续用作交换媒介。商业的发展当然有助于城市的成长,并且还出现了工业按地点进行专业化的趋势。《史记》和其他史籍还记载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直至秦统一全国之前不久的丞相吕不韦。大商人不经营主要商品,它们量大,容易坏,只有在短缺时才有利可图;他们宁愿集中经营奢侈品或者通山泽之利。政府并不像集散主要商品那样直接关心这些商品。

    春秋战国手工业

    青铜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最富活力,品种丰富,成就最大。青铜工艺处于巅峰向衰落的过渡期,可谓灿烂辉煌。与西周及商代相比,产生了许多新特点。形制由原来的庄重威严向轻巧实用方向发展,产生了许多新器形,日常生活用的铜器增多,制作亦日渐精巧。青铜器铭文,除个别的例外,大多变短,像西周那种通过铸长铭文来显示赫赫家史或宣扬礼制的青铜器基本上不见了。青铜纹饰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带有威严神秘气氛的兽面纹变为简练的几何纹;一是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装饰手法,纹饰刻镂更浅细,前期之粗花变为工整的细花。新工艺(失蜡法、镶嵌、刻纹)的提高和推广,使青铜器走向华巧工致的新时期。失蜡法是铸造青铜器的高超技术,其优点可以使青铜器纹饰更为多样而精致,它的运用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青铜器的铸造水平。镶嵌(或错金银)技术运用于青铜图案装饰,可使青铜器的造型多变、纹饰繁缛、绚烂多彩。因为镶嵌用的饰物金、银、铅、玉、绿松石等质地不同、色泽不同,与青铜器表面颜色形成对比,因此镶嵌纹饰醒目、突出。刻纹铜器的纹饰,制作起来更方便,纹饰题材比以前更宽广了。总的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审美功能被强调、突出,实用功能削弱了,神秘礼制成分几乎没有了。这是青铜工艺从奴隶制礼乐制度下挣脱出来的重要标志,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以华巧为美的新观念。

    玉石工艺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带来了各诸侯国礼制观念的更新。与统治阶级密切相关的礼玉、饰玉也随之发生变化,饰玉种类增多。春秋战国时代的玉器种类主要有:璧、琮、管、珠、佩、琀、串饰、勒、瑗、环、玦、圭、璋、柄形器、戈、带钩、镜架、匕等,多数为礼器,少部分为生活用具。玉作为显示贵族身分的装饰物,与佩饰者朝夕相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象征君子之德,有七德、九德、十一德之说。玉器的演变,商代多立体玉雕,西周尚留余痕,春秋始玉器则日渐平面化,品种渐少,但制作更为精致。已经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大多殉葬有玉器,而且数量大,制作精美。如河南淅川春秋中期楚墓出土玉器达三千多件。一般的墓葬出土玉器也有一二百件。有的制作之精,令今人叹为观止,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玉佩;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人形玉佩饰(详后),从选料到琢制都十分出色。

    漆器工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商周时代漆器工艺很发达。春秋战国时代漆器的使用范围更广了,技术也大有提高,并出现了地方风格。战国漆器在中国漆器史上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分布范围广,品种大增,制作水平空前提高,在许多方面有新的改进。首先胎骨比较多样,木胎之外还有夹紵胎、皮胎、竹胎等;使用色彩也更为丰富,有红、黑、白、紫、褐、绿、蓝、黄、金、银等,以黑、红为主调;图案纹饰繁褥而有规律。此外,髹漆与雕刻、绘画相结合,甚至与镶嵌相结合,也是春秋战国漆器的一大特征。

    织绣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在织绣工艺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以楚国地区的实物遗存最多,如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座小型墓葬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衣物35件。出土纺织品有丝、麻两大类。丝织品包括绢、绨、纱、罗、绮、锦、绦、组八大类,制作之精也是前所未有的。

  • 春秋战国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春秋战国文字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春秋战国文学

    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屈原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因当年为屈原逝世2230周年,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吕不韦任秦国丞相时期,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其门客有三千人。即《吕览》。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春秋战国思想

    春秋战国之交,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在许多新的思想倾向(经常发现表现于一个以上的“学派”)中,这里只能列出很少的几个:(1)倾向于放弃关于天地运行的超自然的和神话的旧解释,而代之以非人格化的力量和趋势(如道、阴阳、五行)作出的解释。(2)至少在理论上强调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即高贵的出身再辅之以合格的智能和道德,从而使他能当之无愧地承担十分重要的统治任务。(3)但是由于统治权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世袭的,于是相应地强调训练一个受教育的非世袭官吏阶级,以充当统治者的顾问。这一强调标志着断然背离了任职只取决于良好的出身这一传统的观点,同时朝着根据竞争性的考试吸收官员的中华帝国文官制度的方向发展。(4)强调社会和谐的理想,虽然这种和谐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这一强调的基础是,每个人准备接受他在一个有等级的结构中的特定地位,尽其最大的努力履行与那个地位有关的社会职责。(5)强调大一统,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统一,也包括思想意识和文化的统一,同时它也为和平、好政府和社会福利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其被唐皇武后封为太上老君,世界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经》(《老子》)。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辨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学说后被庄周发展。道家将老子视为宗师,孔子也曾学于老子。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祖太上老君。

    春秋战国艺术

    春秋战国时代是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的时代,是先进的封建生产关系战胜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时代,在学术上是诸子蓬起、百家争鸣空前活跃的时代。各种艺术蓬勃发展,有声有色。春秋战国持续了几百年,各诸侯国独立发展,形成不同的文化氛围,李学勤先生概括为几个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在相互兼并战争中相互融合。秦统一后,共同形成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春秋战国之交,欧洲的希腊文化也正进入发展的盛期,中西两大文化体系遥遥相对。两相比较,希腊以技艺高超的雕刻闻名于世,为后世留下无数的艺术珍品,在世界美术史上放射着永不磨灭的光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则以多功能的青铜器闻名于世,青铜器是集雕刻、绘画、书法、工艺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品,融实用、审美于一身,既是沟通人权与神权的信物,又是区别等级名分的标记。

    春秋战国绘画

    文献记载是颇为丰富的,特别是壁画。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天问》反映的内容,可以窥见当时壁画所曾有过的巨大规模,可惜均未流传至今。我们只能从青铜器画面、漆器画面和仅存的两幅帛画来了解当时的绘画。透过庞大复杂的青铜画面:采桑、狩猎、习射、宴乐、水陆攻战等,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已具有相当高的构图能力和塑造形象的能力,已经初步掌握均衡对称、对比等艺术法则。虽因条件限制,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无面部表情,但仪态生动,比例适当,间接表达出人物的心态,正如荀子所说的形具而神生.墓葬出土的漆器,都描绘有图案,色彩单纯明快,其上的人物形象也以动态取胜,五官表情刻画较简单,绘画尚处在幼年时代,而幼年天真活泼、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均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有的漆棺纹饰用油漆绘成,可视为最早的油画.流传至今的四幅战国帛画,特别是《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代表了当时绘画的最高水平。如构图,均衡中有变化,形象比例动态、线条力度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人物御龙图》,线条劲挺有力,富有弹性,佩剑男子形象的刻画,线条的表现力等,都更显得成熟。中国画以线造型的特点已露端倪。分布广泛、多彩多姿的岩画,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绘画内容。

    春秋战国雕刻

    远不如同时期希腊雕刻的水平,大型的具有独立意义的雕刻作品尚未发现,当时的雕刻作品主要是随葬的泥木俑、玉石雕刻品,制成动物形、人形的青铜器和漆器及其它工艺美术品。从类型的复杂性和材质手法的丰富性来说,又是希腊雕刻所不及的。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刻品有漆器、青铜、玉石、泥、木等材质制作的,形象有动物、人物、神怪、禽鸟、龙凤等,手法有圆雕、浮雕、彩绘、镶嵌。对人物的刻画,不仅能区分出尊卑贵贱等级差别,男女老少性别年龄特征,个别的还能刻画出性格特征。中国传统雕刻所具有的装饰性、绘画性、象征性等特点,此时已具雏形,这一传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春秋战国音乐与舞蹈

    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其社会作用是相当大的。对上层来说,音乐舞蹈首先是用于祭祀和宴享等重大典礼,对百姓来说主要是娱乐休息。起初,宫廷乐舞与民间乐舞是严格分家的。到战国时代,宫廷乐舞吸收了不少民间乐舞成分,产生了郑声、楚舞、楚音、宋音、卫音、齐音等等,这些带有浓厚民间乐舞色彩的宫廷乐舞,是历史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曾引起一些守旧人士的恐慌和反对,但乐舞的变革同历史进步一样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看,战国时代宫廷乐舞活动的规模是很大的,从曾侯乙墓出土数十件成套的编钟、编磬来看,不仅规模大,而且乐器功能也相当先进,解决了音乐史上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当时除用于祭祀的乐舞外,用于祈福祛邪的宗教舞蹈很发达,如蜡祭、傩仪,从宫廷到民间都很流行。楚音和楚舞,以屈原的《九歌》为代表。在音乐理论方面,先秦诸子各自坚持自己的音乐观。道家、墨家、法家对乐舞持否定态度,但反对的出发点和否定的程度又存在差别:儒家肯定乐舞,而孔、孟、荀在肯定的同时又有各自的侧重点。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都从某一方面给人以启示,都值得后人研究。

    春秋战国书法

    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青铜铭文(金文)及石鼓文代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风格或苍劲古朴,或清秀典雅,具有特殊的美感,为后世所珍重。盟书、简册,无论是丹书或朱书,其字体又别具风韵。如侯马盟书,刀锋笔痕明显,转折顿挫有力,线条粗细略有变化,入笔出笔形成蚕头,有人称之为蝌蚪书,形成一种特殊的美感。玺印文字为后来的印章篆刻艺术提供了最早的典范。

    春秋战国建筑

    主要是列国的都城,如东周王城洛邑、齐国临淄、燕下都、赵国邯郸故城、秦咸阳城、楚郢都、郑韩城等等。这时期的建筑也同其它艺术门类一样取得了很高成就。各诸侯国为着本身的生存和扩张,都不惜人力物力精心营造自己的都城,使之成为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因各国都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营建时因地制宜,所以各有特点。但在很多方面又都是一致的或者是近似的,如宫城都由城墙和濠沟包围着,全城由宫城和郭城两部分组成,宫城的王宫处在全城中轴线最显要的位置,郭城内均有市(商业区),宫城与郭城隔开,左右对称布局,主要建筑按中轴线左右分布,等等。从建筑成就来说,当时发明了多功能的砖瓦,为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斗栱的发明与使用,奠定了中国古典建筑特有的美感形式,台榭建筑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建筑类型,此外,对建筑的严格的等级限制,也为历代建筑所遵循。

    春秋战国医学

    扁鹊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的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国医学的先河。

    扁鹊首先在虢国行医,正巧遇上虢国国君的太子猝死。他认为太子只不过是患了热气病,知道太子是仍然活着。他救了虢国太子,自此他起死回生的医术就不胫而走。

    他后来到了蔡国,遇上了蔡桓公,蔡桓公认为扁鹊的赫赫有名只不过纯粹是神化夸张,于是对于他十分傲慢无礼。扁鹊一见到蔡桓公,就对他说他有一个小病,只要立刻服药就可以治好,蔡桓公认为他只不过在吓唬他,故此没有理会。当扁鹊第二次建议要为他治病时,蔡桓公也置之不理。当第三次扁鹊见到蔡桓公时,蔡桓公发觉自己的身体果然像扁鹊所说一样,病徵散发出面,极为严重,他这才向扁鹊请教,可是扁鹊说由于蔡桓公对于他的劝告置之不理,现已经没能救了。过了不久,蔡桓公果然死了。有了讳疾忌医的成语。相传《难经》为扁鹊所著。

    春秋战国教育

    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自汉代起中华文化中的主流学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及朝鲜等周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

  • 突出成就:天文历法方面:鲁国的天文学家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当时我国历法已经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统,基本上确立十九年七闰的原则,比西方早一百六十年。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

    物理学方面:《墨经》中有大量的物理学知识,其中包括杠杆原理和浮力理论的叙述,还有声学和光学的记载。其中关于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等,被现代科学家称为《墨经》光学八条。

    医学方面:著名的医生扁鹊发明望、闻、问、切四诊法,被称为我国中医的传统诊断法,两千多年来一直被沿用。

    原因: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经济得到初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为科学技术取得突出成就奠定了基础,也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例如,天文历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就直接服务于农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成就的出现,如荀子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 (一)管仲与霸权学派

    《管子》内容庞杂,涉及法家、儒家、道家等多个不同的流派。然而,其中的霸权学说却与管仲治齐的外交政策高度一致,与《国语》、《左传》等关于管仲和齐国的记载相呼应,可以认为是记叙管子治理齐国的外交思想,因此,我们把管仲治齐和《管子》记载的霸权思想联系起来考察。

    管子霸权论的核心就是维护周礼的秩序。管子认为,中原诸侯都应该在周礼的框架下,继续保持与周王室的传统关系,尊重周王室。尽管周王室已经衰弱,实力落后 于一些大的诸侯国,但是还应该承认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等级秩序。诸侯国应该继续承担对周王室的义务,尤其是根据分封制确定的义务,保护周王室安全,阻止 外夷对周王室和中原诸侯的攻击。这就是所谓的“尊王攘夷”。

    要想维持周礼的秩序,就需要各个诸侯国的合作,诸侯国之间一般通过“盟会”来进行多边合作。齐桓公在位期间,就曾经发起了九次大型的盟会。盟会的主要目的就是组成大国之间的同盟,“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另一方面,也是协调大国出兵,惩罚抗击夷狄,保护周王室的军事会议。然而,盟会机制并不会自动生成,也不是总能顺利实施,盟会需要霸权国的主导和推动。

    霸权的基础在于国家的富强。管子表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但是,管子并不认为国家富强就必然能够赢得霸权。影响霸权的因素有客观地缘环境和主观政策两个方面,政策层面主要包括内战和外交。地理位置是成为霸权国的 客观条件,管子说,“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 川而注焉”。周边邻国的分布是影响霸权的客观战略环境,管子把国家分为大国(万乘之国)、中等国(千乘之国)和小国(百乘之国)三类。前有大国后有中等国的国家可以称 之为“抵国”,前有中等国后有大国的国家就称为“距国”,国土呈正方形,四面都受敌的国家叫“衢国”。即便是大国处于这样的地缘环境中也难以获取霸权。

    管子把外交看作是成就霸权的重要手段,合乎周礼秩序的外交原则同时也是增强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软权力”。齐桓公时期, 在管子的建议下,制定了齐国的霸权原则,即在周礼秩序的框架内,以“仁”为最高准则,“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对于不同的诸侯国,霸权国可以采取不同的手段,“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对于周边国家,应该采取睦邻友好的政策,因为邻国的强弱和稳定会影响到本国的发展,与邻国关系修好是获得霸权的立脚点。齐国强大后,齐桓公问管子是否可以称霸时,管子表示称霸前还有最后一项工作需要做,就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

    管子在重视恩威并施的霸权外交思想的同时,特别强调“仁”、“义”、“礼”和“忠信廉耻”等原则在霸权的获取、实施和维持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仁以 天下”才能获得霸权,“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 王天下,不可得也”。“仁”是霸权行为的基本原则,只有奉行“仁”的原则才能获得诸侯国的承认和霸权的合法性。国家获得霸权后,同时也就达到了一个国家发展的顶峰,顶峰过后就是衰 落。如果霸权国家没有奉行“仁”的原则,失去人心,霸权就会转入衰落。因此,管子一再强调,“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 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 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管子的霸权——秩序思想与当代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霸权稳定论有很多相似之处。霸权稳定论创始人金德尔伯格认为,“要想获得世界经济的稳定,就必须要一个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只能有一个”。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则进一步明确指出,“英国治下的和平和美国治下的和平确保了国际体系的相对和平与安全”。管子的霸权秩序观和霸权稳定论一样,都认为霸权可以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不过,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在定义霸权和霸权秩序中只考虑实力要素,并不强调规范的 作用。这一点管子与他们是截然不同的。管子强调,霸权国的外交政策应实力与规范并重,在建立霸权体系时侧重于实力,而在维持霸权体系时应侧重于规范。

    (二)孔孟与仁义学派

    以孔孟学说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影响最大。孔孟学说的中心内容是主张与人为善,以德治国,行“仁义”于天下。人与人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应该遵循“仁、义、礼、和、信”等道德原则。孔子和孟子以儒家哲学为基础,从人性出发,逐步推演到社会和国家层面,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 了一系列的评论和主张,构建了理想主义的仁义学派。

    孔子没有具体参与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但是,他周游列国,每到一处,都会关注所在国的政治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忠信是孔子外交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主忠信”不仅是人的基本道德修养,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国家政策的主要原则之一。“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虽然认为华夷有别,但是忠信原则却是可以通行的,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孔子的信有两种,“大信”和“小信”,大信指的是以“仁”为最高准则,是“正”;“小信”是个人的品性。当“大信”和“小信”发生冲突时候,应该选择“大信”而不惜牺牲“小信”。

    和平思想是孔子外交思想的核心。孔子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也就是说,和平是传统美德,适用于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务,大至国家外交,小至个人修养,“和”是核心。孔子还论述了和平与认同之间的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虽然孔子在这里论述的是人际关系,但是指出了观念认同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即不同的观念认同可以带来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或合作,但是,一致的观念认同也可能带 来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孔子反对战争,把战争和瘟疫疾病视为同类。然而,孔子的和平思想并不是无条件的以妥协求和平,他强调,“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 不可行也”。

    孔孟的“华夷”思想是古代中原国家与周边关系的基本认识。孔子认为周边国家发展落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也表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然而,孔孟都倡导国家间的平等往来。孔子表示“礼、义、忠、信”等原则在夷狄之国也应该一视同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孟子则进一步提出,大国平等对待小国是仁义的表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混夷”。

    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基本思想,包括“仁”的指导原则,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中庸的外交哲学,和平的外交理念等。孟子指出“仁”就是道,在国际体系中,“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义利”的思想。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则指出国际关系中仁义高于利益。孟子表示,国君不应该一味追求利益,其实,追求仁义才是国君保护自身的最大利益。孟子表示,国家按照利益行事终将会灭亡,“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而按照“仁义”行事则可以统一天下。

    孟子明确反对霸道,他认为霸权是毁坏礼义秩序的罪魁祸首,“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尽管霸道和王道都是国家达到天下统一的手段,但是,王道以仁义为最高原则,而霸道则以实力为后盾。孟子对“义利”和“王霸”的区分开启了中国数千年的“王霸和义利”之争。

    仁义学说与1920-1930年代盛行的理想主义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仁义学派的道德价值如“仁、义、礼、信、和”等与理想主义者倡导的和平、正义、民主、自由、理性等有很多相通之处。二者都主张把道德价值作为对外行为的准 则,并以此来维持国际和平;二者都主张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手段来影响政治精英的政治观念来改变其权力政治式的政策主张。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西方理想主义 者强调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体系来维持国际和平。理想主义者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国际联盟。这固然与理想主义和仁义学派的核心人物的政治地位不同 有关,[30]但 从两个学说的基本内容来看,仁义学派没有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体系的概念,最多只有盟会的概念,但盟会并非如国际组织一样,是常设国际机构,从这一点来看, 理想主义比仁义学说要更加进步。当然,人类在经济、技术条件的进步也为当今国际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基础是不存在 的。

    (三)老庄与自然学派

    老子学说以“道”为核心,在外交思想上追求一种无为自然的秩序,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外交哲学。老子既反对追逐权力和名利的现实主义外交,也反对以“仁义”为 核心的理想主义外交,认为二者都是对自然存在的“道”的人为修改。“道”是独立存在的客观实际,它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和规则运转,衍生万物。“道”是宇宙间 最理想的存在模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遵循“道”的原则。老子追求的自然状态与西方政治思想的“自然状态”假说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卢梭(JeanJ. Rousseau)设想的最开始时候人类和平、美好、善良的自然状态。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与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有着共通之处,他们都把与世隔绝的小国 作为“理想国”的模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明确表示,国家人口不能过多,达到“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后人估计 所言大约不能超过万人,国境大小或者土地面积不宜过大,“应当以足使它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须节制”。国家最好坐落于半岛 或者岛屿,避免“客民入国”和外界的入侵。

    老子反对强权政治,反对一切战争。他认为兵器就是凶器,尽量避免使用,“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老子认为按照“道”,“不以兵强天下”。他认为儒家的仁义并不是真正的“道”,相反,正是他们崇尚贤能才使得世人为了名而争斗不休。老子认为,按照“道”的原则行事,天下自然归顺,“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老子具体论述了国家之间相处的原则,尤其是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老子指出,两个国家友好相处,避免战争是符合道的原则,同时也是道的体现。“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大国应该主动放下傲气,平等对待小国,这样就可以获得小国的信任。大国总希望控制小国,小国也希望通过侍奉大国而得以延续下去,大国和小国之间要想各取所 需,大国的行为是关键。大国若能做到谦虚低下,平等对待小国,它就可能赢得天下的归顺,自然而合乎“道”地统一天下。“大国者若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 牝”。因此,老子认为,大国就是国际战争与动荡的主要原因,国家去间的和平有赖于“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的思想,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做了进一步的批判。庄子认为,仁义不是人的本性。因此,儒家推崇仁义极大地扰乱了世人的本性。使得世人为追 求个人和国家的名利而发生争斗。“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 殉,一也”庄子提出,无论是追求权力、利益还是仁义道德、周礼秩序,这些都是人为地改变“道”,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无所谓“君子”与“小人”之分。

    庄子还指出,富人和名人往往最不讲仁义,“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而仁义的判断原则一般是根据成王败寇的原则,“小偷被囚禁,大盗却成为诸侯,只要在诸侯那里,就有了仁义”。庄子把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奉为和平的理想状态,只要国家之间不发生往来,就会天下太平。庄子补充说,崇尚智慧、技巧和方术等都是国家动乱的根源,“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由于世人都陷入追求未知的好奇,并付诸实施,从而导致了战乱。

    老子的自然学派思想在当代国际政治理论中还没有与之对应的学说。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有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存在,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是背道而驰的。然而,自然学派对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的分析有着极其独到的见解。

    (四)文种、范蠡与超限制外交学派

    文种和范蠡是在吴越争霸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超限制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他们视国家复兴、复仇和霸权为最高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外交可以不择手段,不受任何道德礼义的约束。

    文种号称“远以见外”,深谙“霸王之术”。文种和范蠡在越国战败的情况下,认为保全越国的存在是日后复兴的基本条件,为此,可以不惜接收任何屈辱的条件,包括让越王到吴国为奴。文种、范蠡劝越王勾践要忍辱负重,“圣王贤主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耻。身拘而名尊,躯辱而声荣;处卑而不以为恶,居危而不以为薄”。当然,忍辱负重是暂时的,目的是为了东山再起,有朝一日报仇雪恨。在做好复仇的准备之前,国家一方面要“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全力发展生产,加紧训练军 队;另一方面,国家应该韬光养晦,蕴藏实力,继续侍奉吴国的霸权,极力表现出谦虚忍让。范蠡劝告越王不要让吴国看出国家经济发展实力的迹象和复仇的心理, 要“匿声无见其动,以观其静”。

    文种表示,要尽一切可能迷惑吴国,根据吴王的喜好,采取各种手段搅乱对方的发展。其中包括九种超常规的办法:“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遗其 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籴粟槁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谀臣,使之易 伐;七曰彊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

    文种、范蠡的超限制现实主义外交为了达到目的,完全抛弃一切道德束缚,采用贿赂,离间、迷惑等手段扰乱对方,大搞阴谋诡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信用,重 礼义,重道德的主流外交思想格格不入,应该摒弃之。但是他们外交思想中一些相当深刻的反思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忍辱负重复仇十年不晚,韬光养晦避免锋芒 毕露,卧薪尝胆以图日后振兴等等。这种超限制外交学派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NiccolòMachiavelli)的主张接近。马基雅维里认为“为了安全的必要,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为了夺取政权,可以是“无限奸诈、残暴”。[45]马基雅维里表示,君主应该效法狮子和狐狸,“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不过,这两种以阴谋为基底的外交思想在国际生活中行之未远。越灭吴后就放弃了超限制外交政策,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亦很少有国家采用,希特勒搞的“慕尼黑阴谋” 或许算一次。阴谋虽会得逞,但不会次次得逞。其它国家上当受骗之后,会采取报复措施,国际社会也会视“阴谋者”为异类,这样下去,阴谋者的外交将陷于绝 境。所以,一个国家可以在特定时期内、在特定情况下使用“阴谋”,但不能以此为根本性的外交原则。

    (五)苏秦、张仪等与外交谋略学派

    战国时期,鬼谷子开创了纵横家学说,认为在国际竞争中,战略谋划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因素,从而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外交谋略学派。外交谋略学派的代表人物就 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和苏秦,二人采取了相互对立的连横合纵外交。“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 遑启居,或从或横,或合纵弱,或辅富强”。除了张仪苏秦之外,苏代、司马错和范雎等也都分别站在连横派或者合纵派一边。

    鬼谷子指出,谋略是成功的关键,通过观察事物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了解人类思维习惯,从而能够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鬼谷子特别重视从历史经验中来汲取对当前情势的应对之道,“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不合来今,反古而求之”。[49]

    鬼谷子反复说明了理性决策的模式。首先,他要求决策的之前一定要分析事物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其次,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反面意见,多方面了解情况,知己知彼,尤其是要先了解自己;第三,要计算双方的综合实力对比,“量天下之权”,否则 就会“量权不审,不少强弱轻重之称”。综合实力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测量,“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 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群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亲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 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便、孰知?如此者,是谓量权”。[51] 最后,鬼谷子明确指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之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件。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国,必量国而与之”。谁都不会愿意失去,都希望尽遇上好事情。然而,事实是不可能的,因此,决策者必须权衡利弊,综合各方面得失做出选择,可以“从”,也可以“横”。

    张仪继承了鬼谷子关于综合实力的思想,进一步指出,国家综合实力不仅指军事实力,还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粮食储备、国土面积、人心向背和统治者的策略等方 面。张仪严厉指责了秦国在春秋时期奉行仁义道德,曾三次失去了称霸的机会。第一次是秦楚之战,击败了楚国,却根据仁义原则,遵守周礼秩序,接受了楚国的求 和,放弃占领楚国,从而失去了一次极好的称霸机会。第二是放弃占领魏国,第三次是秦国派兵出国协助他国作战。秦国不仅没有抓住这三次有利时机称霸,反而消 耗了自己的实力。张仪明确主张,对外作战就是要彻底击败对手,灭亡对方的国家,“削柱掘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张仪告诉秦王,秦国拥有地缘优势和强大的实力,秦国应该统一中国,建立帝业,而不是满足于诸侯国或霸主的地位。苏秦也曾同样告诉秦王,历代以来,战争是永 恒的,“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 乎?”苏秦批评儒家的仁义外交,指出仁义教化不仅没有使得国家之间亲善起来,反而扰乱了决策者的判断,延误了各大国称帝的时机。国家要想建立霸业,臣服诸 侯,则“非兵不可”。

    张仪和苏秦都重视地缘政治的外交战略。张仪认为,对秦来说,赵国是称霸中国的战略要地,因为赵国地处中央地带,一旦占领赵国,则韩国就可以顺利纳入秦国版 图。如此一来,向南可以钳制魏国、楚国,向东可以削弱齐国、燕国。掘开白马渡口,用水淹没魏国,魏国也就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苏秦同样看到了秦国巨大的地 缘优势,物产富饶,易守难攻,周边邻国都可资利用,没有可威胁秦国安全的邻邦。东边出关的通道进可攻退可守,“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 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以天府之,天下之雄国也”。他最初也 是想说服秦王统一中国,“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55] 但是,苏秦游说时机不当,秦王当时还没有做好称帝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张仪和苏秦分别强调连横和合纵的外交战略。张仪主要通过离间计,利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破坏各国针对秦国的结盟。为此,张仪先后说服燕王,拆散了燕赵 同盟;出任魏国宰相,离间魏国与齐国的同盟;出使楚国,破坏了齐楚同盟。然后,秦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陆续吞并了六国。苏秦在游说秦国连横失败后,不得 已才转而游说燕国并获得成功,接着先后说服了齐、韩、赵、魏、楚等结成同盟,合纵抗击秦国。战国后期,连横合纵成为诸侯争战的一条主线。

    谋略学派与均势理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均有相似之处。谋略学派和均势理论都特别强调以联盟的方式来增加自身的实力,但这种相似性是表面上的,双方在基本 观点上是截然不同的。战国时代纵横家们的最终政治理想不是为了保持战国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均势,而是为了“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均势理论是在主权国 家体系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强调均势不是为了消灭国家和国际体系,而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体系的稳定。

    纵横家们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在称霸这个问题上有相似之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国家的终极政治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软弱只能招致麻烦,因为强国往往会占弱国的便宜。张仪搞“连横”是为了拆散山东六国的抗秦联盟,最终目的是为了取得霸权继而吞并六国。苏秦等人搞“合纵”的直接目的确实是为了维护山东六国的生存,及其与秦 国之间均势,但上段说过,纵横家们的政治理想不是均势,而是霸权。二者的区别是:米尔斯海默虽认为国家的理想是取得体系霸权,但实际上只能获得地区霸权, 体系霸权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地区霸主可以采取离岸平衡战略来操纵全球均势,以达到一种于已有利的态势;张仪则认为秦国经过努力可以获得体系霸 权,而且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六)韩非子与权力学派

    韩非子师从荀子,接受了荀子思想中现实主义的一面,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强调权力和法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他批评理想主义仁义学派不切实际的空想,反对现实主义谋略学派抬高谋略的作用。

    韩非子猛烈批评儒家仁义学派,认为仁义不仅不能治国,反而误国。他首先从理论源头指出儒家思想的不可靠性。他认为,儒家墨家分为多个流派,都假托尧舜的名 义,“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由于儒墨学说无人能够证实其真伪,因此,韩非子建议君王不要接受,以免受其所乱。从实践上看,奉行仁义外交的国家最后都因混乱、虚弱而灭亡。“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仁义是乱的根源,只讲仁义而不顾实际情况,其结果“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所以,“存国者,非仁义也”。

    韩非子反对仁义立国,提倡以法治国。他认为法治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通过明确规定的赏罚原则可以满足人的名利欲望,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 富贵之业成矣”。法治与仁治不同,法治是先苦后甜,而仁治则是先甜后苦,后患无穷。因此,君王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权衡利弊,“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 仁人之相怜也”。国家要想夺取霸权,就必须实行法治,“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

    韩非子毫不忌讳地指出利益是社会内部和国家间政治的驱动力。他相信人性是恶的,天生好利。然而,世人好利的天性并没什么不好,君王不应该加以限制,相反而 是趁机利用,利用人们好利的特点来为自身的统治和霸权服务。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总是不满足于现状,这就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根源,“祸莫大于不 知足”。人应该追求大利,对于君王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夺取霸权,为此可以不惜牺牲一些小利。

    韩非子认为权力是实现利益的基本手段,也是国家间争夺的核心内容。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大争之世”,权力是争夺的关键。“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当今争於力”。权势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关键看如何运用。“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法、势、术在韩非子的权力学说中紧密相连的三个概念。在国外,国家强调权力,在国内,君主也要牢牢控制最高权力。“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坚持认为,权力是决定一国成王称霸的决定性因素,外交策略不可能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取得成功。“故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纵横。诸侯言纵者曰:‘从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山东之言纵横未尝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虚言非所以成治也”。他认为合纵连横都是依赖于外力,而外力往往是靠不住的,国家间争夺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本国的权力。

    韩非子的权力政治思想与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权力理论极为相似。二者都是从人性恶出发,认为“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提出国家之间权力是决定性因素,利益是国家追求的目标,“国家思考和行动都是根据由权力界定的利益为中心”;国家不能用国内道德的标准来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严格地说,韩非子是反对外交的。他不认为外交(在当时而言就是“连横合纵”)对国家的作用能有纵横家们所称 的那样大,而是认为国家间关系主要是实力的比拼,这从他所谓的“当今争于力”即可看出。韩非子与纵横家们的终极政治理想是一致的,那就是“一统天下”,他 们的区别在于对达到理想的手段认识不同。韩非子与摩根索在终极政治理想上是不同的。摩根索仍然要保持国际体系的存在与稳定,而韩非子则对战国时代的霍布斯 状态厌恶至极,他认为“合众为一”是彻底解决体系不稳定问题的最佳途径。

  • 这一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逐步瓦解和封建社会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政治上,国家处于分裂时期,长期战争不断,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人民厌恶战争,渴望统一。整个社会出现统一趋势。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各国掀起变法运动,逐步确立封建制度。经济上,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的推行,开垦荒地增多。奴隶主将新开垦出来的田地变成私产并出租,这些奴隶主转化为封建地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产生,封建地主私有土地制度确立。农业、手工业发展,商业兴盛,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兴的封建城市。文化上,社会大变革促进了科学文化的繁荣。科技走在世界前列,文化成果丰富,思想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 扁鹊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的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国医学的先河。

    扁鹊首先在虢国行医,正巧遇上虢国国君的太子猝死。他认为太子只不过是患了热气病,知道太子是仍然活着。他救了虢国太子,自此他起死回生的医术就不胫而走。

    他后来到了蔡国,遇上了蔡桓公,蔡桓公认为扁鹊的赫赫有名只不过纯粹是神化夸张,于是对于他十分傲慢无礼。扁鹊一见到蔡桓公,就对他说他有一个小病,只要立刻服药就可以治好,蔡桓公认为他只不过在吓唬他,故此没有理会。当扁鹊第二次建议要为他治病时,蔡桓公也置之不理。当第三次扁鹊见到蔡桓公时,蔡桓公发觉自己的身体果然像扁鹊所说一样,病徵散发出面,极为严重,他这才向扁鹊请教,可是扁鹊说由于蔡桓公对于他的劝告置之不理,现已经没能救了。过了不久,蔡桓公果然死了。有了讳疾忌医的成语。相传《难经》为扁鹊所著。

  • 农业的改进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根据梁启超的推测,战国后期人口已达三千万以上。在战国时期,城市似乎大为增加,而且规模扩大,设计也复杂了。几个迹象之一,如考古发掘所显示的,是它们的几段城墙相当长。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证据又是分散的,远不能提供具体人口的近似数字。一个例外是,有一文献材料假定,齐国国都的人口为35万,此数是浮夸的,不能认真考虑,尽管有的学者已经利用了这个材料。

  • 在春秋五霸中,只有齐桓公和晋文公是众所公认的二位霸主,绝无异议的。那么余下的三霸应该归谁呢?

    一、宋襄公,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乘诸侯无主之机,欲为霸主。《春秋 僖公十八年》记,宋襄公曾与曹伯、卫人、邾人伐齐,把齐军打得大败。僖公十九年,宋襄公又逮捕了滕国的国君,与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二十一年,宋人与齐人、楚人盟于鹿上;二十二年,宋襄公又联合卫国、许国、滕国一起伐郑。这几年的会盟、征伐,《春秋》均列宋襄公为首,可知他确实曾经做过短时期的盟主。但就在会盟之际,宋襄公被楚拘留;后战于泓,又为楚所败,遂伤而死。这样的人,能是霸主吗?

    二、秦穆公,《韩非子 难二》称:“蹇叔处秦而秦霸。”《新序 杂事三》谓:“秦用由余而霸中国。”可见秦穆公曾经称过霸。但《左传 文公六年》因其死后用人殉葬,便明确指出:“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

    《史记。齐世家》也谓: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但《史记 秦本纪》和《李斯列传》都说他用贤伐戎,并国开地,”遂霸西戎“。所以有人认为,秦穆公仅可称为”偏霸“,不能列为中原五霸之中。

    三、楚庄王,《韩非子 喻老》曰:“楚庄王……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从历史记载来看,楚庄王武力强盛,曾称霸中原是没有问题的。但历来有人认为,他曾炫耀军事实力,威胁周王室,向周室“问鼎之大小轻重”,太骄横跋扈,不像一个霸主之所为。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就指出,楚庄王等没有“尊事王室之功”,不宜列入五霸。

    四、吴阖闾,《吕氏春秋 简选》称:“吴阖闾……与荆(楚)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战国策 秦策》也谓:“伍子胥……卒兴吴国,阖庐为霸。”但事实究竟怎样呢?有人指出,吴阖闾仅仅是西破强楚,昭王奔随后,随人不以昭王给吴,吴人只得引退,不敢与争,当无力西及巴蜀;北迫齐晋也于史无征。因此,吴阖闾应为偏霸。

    五、吴夫差。他曾经南败越,西败陈楚,北败齐鲁,在与晋的黄池之会中以先到为盟主。可是正当他北上争霸之时,越勾践抄了他的后路,端了他的老窝,吴夫差兵败身死。这样的结局,可以称得上霸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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